因为“不当行为”，我的老板被学校解雇了

一周前，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举报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曾对多名女生和女教师进行性骚扰。随着事件的发酵，中大校方迫于舆论压力，于 7 月 10 日发布 “情况通报”，表示由于“存在有违师德师风的不当行为”，张鹏已被校方停课，导师资格被取消，其青年长江学者的学术头衔也将被撤回。

中大校方的谨慎措辞成功地规避了“性骚扰”之类的字眼，然而这类来自学术界的“不当行为”，真的能靠文字游戏来掩盖吗？

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留学生，在几个月之前，亲身经历了一场课题组老板因为“不当行为”而被校方解雇的风波。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改变的不止是涉事教授一个人的命运。

撰文  Ryn

编辑  菡萏

祸从天降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如往常一样，我在九点半的时候坐在了实验室自己的桌子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令人稍稍意外的是，一直以来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养的老板（课题组 PI）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步上正轨，大家终于可以摆脱只能通过 Skype 跟老板交流数据和探讨实验计划的尴尬现状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刻意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着什么。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诡异氛围，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只有我不知道。

M 是我们实验室的 lab manager。因为实验室的空间有限，我被迫跟 M 共享一间狭小的办公室。距离我半米不到，老板小声地在跟他说些什么，隐约只听见“Did you find out by yourself?”, “Does anyone else know about this?”, “You have to tell them.”。

在老板离开 lab manager 的办公时候后，实验室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来到办公室跟 lab manager 谈话。无一例外地，大家都压低了声音，说话间透露着忧虑，仿佛这是某种今天才开始流行的备受大家喜爱的说话新方式。那个时候，我以为大家窃窃私语的是诸如满满当当养了三个鼠房的老鼠们终于把实验室吃穷了之类的“小”事情。在我做好了“实验室需要节衣缩食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后，M 告诉我，老板被学校解雇了。他说话的语气太平静了，以至于我一瞬间以为他不过是说了句今天天气真好。

我的老板就这样被学校解雇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校里身居要职，同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去年，老板作为领导者之一帮助其所在的研究所拿下了一个 5 年资助 1500 万美元的大项目。

“那实验室呢？会怎么样？”我问 M。

“实验室会持续运作一段时间，然后关门。”M 这样讲。

当时，实验室总计有 25 人，包括博士后、研究生、技术员、实验室经理、老板的个人行政助理和正在做轮转的我。他们之中有人已经在实验室工作了近 20 年。而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面对着老板被解雇和实验室要关门的现状。

那个早晨，没有人有心思工作。与我合作同一个项目的师兄 F 从实验室消失了一个上午，他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说，“今天早晨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必须和同事们离开实验室，出去清醒一下，把事情想通。”那个早晨，我们知道了许多既定事实：老板被炒了，实验室要关门了。校方姿态做得很足。至于解雇的理由、后续的解决措施、实验室里受到影响的每个人该何去何从，内容也就跟那些既定事实一样短。

不能被公开的真相

周二，我从师兄 F 口中听到了一个版本的“真相”，说老板多年之前曾经在工作中对下属投入了不合适也不正当的感情，维系一段不正确的关系，后来被当事人举报，现在受到了学校的处理。有趣的是，三个月之后，我又从另一个实验室前成员的口中听说了一个不同版本的“真相”。而告诉我这两个不同故事的人都跟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的。”

周三，校方发表了公告，官方宣布了此事。是校级的公告，并未有具体部门和负责人的落款。公告非常简短，而且语焉不详。校方既没有指明他到底因为何事违反学校政策，也没有公布他违反的到底是哪条学校政策，甚至没有公开该事件的调查开始时间和参与调查的人员，唯一被提及的解雇理由是老板“违反学校政策和学术界价值行为准则”。这一做法激怒了许多认为此事应当被透明处理的人，学校的学生们组织了请愿活动，希望校方可以公布更加具体的解雇理由。这个活动受到了大量的声援和支持，“我们想要学校更加严肃地对待此类事情，并且更加公开地处理它。”请愿活动的发起人之一，Bianca，在接受 STAT 采访的时候这样说。

针对此事，学生们还有更深的忧虑。“如果不公布他被解雇的理由，其他可能考虑雇用他的研究所该如何评判他？他新的同事该如何知道他们应该提防什么？他们又承担着多大的成为潜在受害者的风险？”Michael Balter 在学校学生新闻的 Blog 下面这样评论。事实上，评论中所提及的情况绝不罕见。

在学生和教授以及校方巨大的权利差别之下，诸如性侵害这样的事情很少可以被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尤其是当其中涉及到那些被我们称为“大佬”的教授时，校方往往会试图大事化小地掩盖起来或者直接保持沉默，直到不得不有所作为，比如，被拖进一场官司，或者被知情者公开披露事情真相。1998 年，时任北大副教授沈阳对中文系 1995 级本科女生高岩进行性侵行为，后者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自杀身亡。同年 7 月，沈阳因“与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被给予记大过处分。但是，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两名北大中文系教师回忆称，调查结果中并未明确地将沈阳的行为定性为性侵，“当时仅说是不符合师德行为”。2011 年，沈阳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于同年就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当年的处分并未对他的升迁和评奖有任何影响。如果不是 20 年之后，与高岩同一级的同学们站出来发声，揭露当年发生的事情，反抗学校的不透明处理，逼迫校方复核实情和重新评估，或许沈阳永远都不会为他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图片来源：io9.gizmodo.com

学校和学院仰仗着这些“明星”教授的名望和资源——申请大型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吸引学生，实验室内的博士后、学生等群体也因为成绩、论文、项目、工资、推荐信等原因依靠着教授，形成非常紧密的工作关系。科研学界这种权力差别和紧密的工作关系给了性侵害在暗处滋长的天然温床。看不见，听不到，不代表不存在。然而，一旦“低权力群体”选择将性侵害揭露出来，则要承担过于沉重的风险——或许会被强迫离开做了一半的项目，或许老板会压制你发论文毕业的机会，或许老板会写一封足以毁掉你科研生涯的推荐信，或许学校会直接无视或无限期拖延回应你的举报……北航博士生罗茜茜在毕业之后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在举报文章中，她说“我一直很后悔为了学位当时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否则也不会有后续那么多其他受害者。”这样的事件是学界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差别过大带来的恶果，而“权力”本身就是扼住受害者喉咙使之禁声的那双手。

事情结束了？

老板被学校解雇的官方公告发布两周之后，这件事情的热度就渐渐降下去了，大家不再热衷于讨论他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甚关心事情的后续进展。然而对于依然陷在事情之中的我们来说，磨难才刚刚开始。老板的实验室就像一艘已经宣告即将沉没的大船，船上的人都在努力地寻找出路。

学院里的项目导师找我谈话，建议我尽快结束在老板实验室的轮转，离开那里，重新找别的实验室做轮转。实际上，重新找一个轮转实验室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被迫重新开始寻找轮转实验室的时间点正好是在两个正常的轮转周期中间，那个时候能接受轮转学生并可以立刻让我开始轮转的实验室并不多。就算是在项目导师的大力帮助下，我找到新的轮转实验室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同样的时间里，实验室其他人——博士后，研究生，技术员——也和我一样，每天写信给不同的教授，询问是否有机会可以转组。博士后师兄 A 比较幸运，他已经有两篇并列一作的文章在手，自己独立负责的课题也已经进行了一半，他没过多久就带着课题顺利转组到了学校里另外一个做相同方向的教授那里；相比之下，跟我合作同一个课题的师兄 F 就没有那样的运气，他刚刚加入老板实验室还没满一年，课题也只是刚刚起步，但是他依然坚持想要带着课题转组，在我已经找到新的轮转实验室的时候他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他的出路。后来，我在学校书店里偶然再遇到他的时候，他说他下个月要回欧洲了，那边有课题组可以接收他和他的课题。那一瞬间，我只感到世事无常，人生如戏。师兄 F 一年前在老板实验室找到博士后位置的时候，带着妻子从欧洲来美国定居。这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小决定。而如今，不满一年，他又要再带着妻子回到欧洲去。当然，也有人选择坚守在实验室里，比如师兄 D。当我问起他之后决定怎么办的时候，D 说他想继续留在实验室，在它关门之前做完自己现在的课题，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所幸学校会继续支付他们一年的工资，让受到实验室关门影响的人可以更加平稳地度过这一段时期。

实验室的技术员们不像博士后那样依赖课题和文章，所以转组会稍微容易一点。N 在知道老板被解雇之后的第二周就投奔了同一层楼的另一个实验室，K 则追随师兄 A 去了科研方向大致相同的另外一个课题组。然而 K 和 N 都打算今年秋季开始申请医学院，他们或许更关心此时老板给他们写的推荐信是否还有以前那样的分量，是否还能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敲门砖。

纷纷扰扰的春天过去，天气慢慢热起来了，老板被解雇以及后续的事情似乎也慢慢沉寂下来，我不会再收到从老板实验室 mail list 里来的邮件了，但是实验室的死亡依然在平静而缓慢地进行着。老板时不时还会出现在实验楼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他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只不过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永远都有人去找他聊天了。我再一次见到他是在实验室旁边的会议室里，当时正值世界杯小组赛的时候，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在公放德国 VS 韩国的比赛。会议桌旁围了一圈来看球的人，老板坐在离门口最近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像他之前一样，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跟会议室里热闹的看球氛围格格不入。最后德国输了，输得很丢脸，一众德国球迷们离开会议室回去工作的时候情绪都有些低迷。老板在比赛结束之后离开了会议室，像德国队离开了绿茵场，一个是曾经的世界冠军而今小组垫底出局，一个是曾经的科研界巨擘而今晚节不保，不知道他和德国队离场的背影，谁更加落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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